个人亲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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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警方第一次应用DNA分析技术成功证明了两起谋杀案中无辜者的清白后,作为法庭科学重要分支的DNA技术在刑事案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认定或排除犯罪嫌疑人、确定被害人身份、串并案件等。DNA证据因此也被誉为“证据之王”。但是 DNA 证据真有那么可靠？
DNA鉴定技术是法医物证学领域最高技术，因个体识别概率较高被称为法医物证的里程碑，DNA鉴定技术产生至发展时间不足30年，在短短的时间内却深刻影响刑事司法的发展，在社会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DNA技术应用有着诸多优势，但是依然需要掌握基本规制，确保其应用更加规范、科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认定犯罪嫌疑人。在性侵或者凶手案件中，犯罪现场会留下DNA指纹或者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血液、精液、毛发、唾液等生物检材，从这些生物检材中可以将DNA提取出来，从而进行犯罪嫌疑人的认定，可以为犯罪嫌疑与犯罪现场的联接提供有效证据，奠定物质基础，依据此可以为发现犯罪嫌疑人提供可靠的认定依据。
纠正错案、排除无辜者。通过DNA鉴定可以将无辜嫌疑人排除，且在纠正错案中DNA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谋杀或者强奸案中，犯罪现场遗留下的实物证据较多，均可以进行DNA的鉴定，进而为排除无辜受害者、纠正错误案件提供更为科学、客观、真实的依据。
尸块、无名尸案件身份的认定。很多谋杀案件中碎尸、无名尸情况非常多，使用DNA鉴定尸块可以准确对个体进行识别，同时结合亲属样本证据可以认定尸体身份。构建出DNA数据库，会将尸体身源认定效率提高。
生物犯罪鉴定。犯罪现场除了人类的犯罪足迹以外，其他生物物证也会存在。这些生物物证对犯罪事件发生时间的证实、犯罪嫌疑人身份的证明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准确判断犯罪发生时间、地点提供关键依据。生物作为犯罪工具或者作案对象，更是DNA生物犯罪鉴定的主要应用方式，比如，美国有一位肿瘤科医师将艾滋病传染给患者的案例及911事件后邮寄炭疽病毒案件等，均是人们关注较为广泛的生物犯罪案件。此外，群体性的食物中毒、养殖场动物集体死亡、植物病虫害蔓延等也是常见生物犯罪的结果，与生物有着密切相关性，需引起人们关注。
珍稀动植物鉴定。世界性生态保护行动对故意捕杀或者交易珍稀动植物活动进行严厉打击，珍稀动植物种属的认定广泛使用到DNA鉴定技术，比如，珍稀的犀牛角粉、虎骨、熊胆等，使用DNA鉴定为打击珍稀动物捕杀与交易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真实发现与人权保护。首先，DNA证据是刑事侦查的重要科技手段，依据DNA鉴定的双联性原则，通过DNA可以将犯罪嫌疑人联系到一起；再依据DNA鉴定的高度认定功能将作案现场的材料与嫌疑人样本联系起来，从而发现可信度更高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在层层关联下找到嫌疑人，使案件告破。与此同时，具备的高度精准证据可以准确验证、核实现有的证据。其次，DNA可以发现并排除错误案情。刑事司法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就是避免无辜群众受到牵连，而DNA鉴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DNA发现与纠正错误提供了立法保障，且具有准确的同一认定功能，其威胁犯罪的价值也更加显著。但是，DNA隐含着个人隐私与遗传方面的信息，强制鉴定极容易侵犯人权或者产生窥探个人隐私的嫌疑，需要权衡真实发现与核心人物人权保障两方面内容，在取样、保存、检验、认证上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保障知情权。
法律价值其他体现。应用DNA鉴定技术存在具体的法律价值冲突，比如，真实发现上的相对真实与绝对真实的冲突，司法裁判与科学证明上的冲突以及集体与个人人权冲突等。在DNA鉴定技术应用过程中，使用DNA相关证据活动中需要明确DNA带来了哪些客观真实的可能，在科技证据的出现与应用下，司法裁决也对专家证人有了更多依赖，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科学证据的价值。
应用价值的权衡。在DNA证据应用前，法律制度的价值冲突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理论与思想、原则等，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社会治安的体现。在价值权衡理论支持下，法学界出现的原则更加具体化，为权衡提供了科学依据，比如，价值权衡上的比例关系、强制检查的司法命令等，这些均为价值平衡提供了可操作与参考的信息。DNA中包含个体信息与核心私密，如果能够对其进行完善容易使隐私权受到侵犯。在手段上以必须达成既定目的为主，并作为基本准则，在目的上将“必要或者不可或缺”作为基本准则。
现行的DNA证据是以PCR-STR分型技术为核心，是一种数量化方式的证据，其以遗传学和统计学为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个体识别和亲子鉴定两大内容。实践中，一个完整的DNA鉴定过程主要包括获取检材、检材DNA的提取、DNA分型（STR多态性检验）和统计学计算与解释四个方面。
在遗传学方面，首先应该知道基因、基因座、等位基因、基因型和短串联重复序列（shot tandem repeat，STR）这几个基本概念。基因是含有遗传信息的一段DNA序列。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基因座。同一基因座上不同序列的基因被称为等位基因。由于人类是二倍体，由22对常染色体（彼此构成同源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构成。同源染色体上同一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间的组合构成基因型。也就是说，同一基因座会存在分别来自父母双方遗传而来2个等位基因的组合。这两个等位基因可相同也可不同，这就构成了DNA证据科学应用基础。具体来说，在个体识别中，人群随机挑选的两个人在同一基因座可能存在相同的基因型，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基因型，而出现具体某一种特定的基因型的概率是可以通过大量群体调查得出的数据后来估计的。
试想，当我们联合运用染色体上多个基因座时，这些基因座上的基因型同时组合在一起出现的概率将会是越来越小的，利用此我们就可以进行个体认定。而亲子鉴定的原理则是通过判断被鉴定个体间是否符合生物遗传学规律。即后代在一基因座上的两个等位基因必定是分别来自于父母，如果某一等位基因在父母间无法找到，则违反了遗传规律，表明其不具有亲子关系（突变情况除外）。法庭科学上应用的STR就是这样一组DNA序列。由于核心序列重复次数的不同会在人群中出现不同的等位基因，构成了基因的多态性。一般STR等位基因的命名方法就是根据重复的次数来确定的（鉴定书表格中的数字就是不同等位基因的命名）。由此可见，在鉴定中技术人员联合运用多个STR时，通过比较不同检材在这些基因座上基因型的组成，就能达到DNA鉴定的目的。
在统计学方面，联合多个STR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所构成的个体将会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如何将这种独特性用于鉴定？统计学给与了我们方法。在鉴定意见书中，无论是个人识别还是亲子鉴定，我们常常是用似然率比（likelihood rate，LR）这一概念来判断的（亲子鉴定中的LR又叫做父权指数）。似然率是两种假设情况出现概率的比值。在同一认定中，LR是假设现场的DNA是犯罪嫌疑人留下出现的概率与假设现场的DNA是一个与案件无关的随机个体所留出现概率的比值。显然似然率越大，越支持原告假设。在亲子鉴定中，父权指数则是具有假设父亲是孩子生物学父亲的概率与随机男子是孩子生物学父亲的概率的比值。同样，父权指数越大越支持被测男子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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